集微网报道（记者 张轶群）“美国将100%为本国企业撤离中国买单”“日本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企业离开中国”……疫情之下，政客和媒体的“煽风点火”，将“去中国化”成功送上热搜，让这个原本属于文化领域的词汇，又添加上产业转移的注脚。
疫情爆发初期，全球制造发动机暂停运转引发全球“蝴蝶效应”，人们惊叹原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大。而在短短两个月后，中国迅速控制疫情，成为全球制造的避风港，为全球抗疫提供有力支撑后，又催生出某些国家对中国强大制造能力和产业链的担忧。
业内看来，“去中国化”论调在疫情之下，因经济、政治目的被过度放大。凭借庞大市场、强大的产业链以及比较优势，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作为未来高科技产业集聚高地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我的供应链、客户和市场都在这，回去了怎么干？”谈及撤离的话题，来华十年的某日企负责人小林坦言并不愿离开。
被“放大”了的撤离中国
最近这波“撤离中国”的话题，部分来自某些媒体的过度放大，在未经准确核实的情况下，集中输出了美国日本协助本国企业撤离中国的报道，并渲染了紧张情绪。
两条新闻内容一是美国政府将100%为回迁的在华美企报销费用，二是日本政府出台抗疫救济计划，提供“巨额”资金支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美国的消息是来自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罗（Larry Kudlow）在FOX商业频道中对“如何减少美国制造业对中国依赖”做出的回答。简而言之，他的意思是会帮助企业在回迁的当年减少纳税总额，而非政府自掏腰包为企业报销所有回迁成本；而且他只是建议，并非最终官方政策，而税费上的优惠跟回迁成本相比相差甚远。
日本敲定了规模高达108.2万亿日元的抗疫救济计划，其中包括一项2486亿日元（约合22亿美元）的“供应链改革”内容，将用于支援日企将生产线转移。其中约20亿美元用于帮助公司将生产转回日本，约2.15亿美元用于帮助企业“寻求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但官方文件中并未明确具体从哪些国家或地区撤离，且主要支持在口罩、呼吸机、防护服等防疫紧缺物资企业回迁。
但在疫情之下，这样的信息很不幸地引发了美日企业撤离中国，并上升为“去中国化”的言论。
实际上，“去中国化”并不是疫情影响之下才出现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在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便一直存在，当前疫情只是为进一步的甚嚣尘上提供了契机。
换作中性一点的词语，可以称之为产业回迁或转移。鼓励制造业回迁一直是美国和日本多年来坚持的政策，但效果难言理想。
多位行业人士看来，美国的制造业回迁多为政治噱头。无论是奥巴马的“制造业回归”，还是特朗普的“振兴美国制造业”，有与中国大国博弈，重塑未来制造业版图的意图，更多的是因为美国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总统们的选票。
过去三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总和已逼近1700万，高盛预测二季度的失业率将达到15%，堪比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如今虽然需要制造业的“救命丸”，但现阶段控制疫情可能比谈“去中国化”更切合实际，但此时甩锅给中国却是个转移国内压力的好办法，也符合特朗普一贯风格。
日本则是从自身产业发展的角度，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比如这次疫情让平常看起来觉得可有可无的卫生防疫用品变得重要，如口罩、呼吸机、药物等基本医疗物资，日本政府认为这些都需要在国内保留一定的生产能力。日本政府出台的措施鼓励企业在日本国内设（卫生防疫用品）生产线，产品由政府定期固定采购，以保障企业生存。
日本同样也一直在强调产业回迁，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有限的市场规模，加之成本以及国内老龄化等问题，使得海外的日本企业在回迁一事上缺乏足够动力。
美日企业撤离中国动力不足
多位受访者指出，相对于国家层面的号召，在华的美日企业真正撤离中国的意愿并不强，反而更多企业希望来到中国寻求发展。
商务部截至2018年底的数据显示，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万余家，在中国累计利用外资国别(地区)中排名第一。近三年来，日本在华投资规模也在持续走高。
“虽有撤离呼声，但近年来据我了解总共撤出的在华日企不过两三百家。”小林说。
如今，日本已是对中国产业依存度最高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电子零部件、汽车零部件以及相关材料，对中国的依存度超过70%。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形成并优化了自己的产业链，如果将一些零部件生产企业全部撤回日本国内，势必对在中国的产品生产与销售造成影响，甚至会导致成本的上升。
在小林看来，目前从中国迁回的日本企业主要有两类：一是所在行业已在衰退或缺乏竞争力，不得不撤回本土；二是企业产品以返销日本为主，没有必要在国外大规模生产。都是出于市场因素而非政治原因。
虽然日本目前出台了抗疫救济计划， 并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拨款，但小林认为，这笔资金占总体救助资金的比例只有0.2%左右，并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日企转移。
“疫情期间日本贸易机构对在华企业做过调查，七八成企业都表示没有撤离计划。如果按照这次针对疫情投入的资金规模，2000亿左右日元满打满算能够支持千余家企业的回迁，而日企在华的数量有5万，大面积撤离是不可能的。”小林说。
美国方面也同样如此，打算搬迁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但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在美国。美国对这类企业给予一些税费政策，再加之接近产品销售地，搬迁回国可能在成本上与中国相比能持平或者不会超出太多。所以这类企业也会有部分会回迁，但数量同样有限。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底，美国在华企业约有7万家。即使因贸易战在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的2019年上半年，美企在华投资达到497亿元人民币，较过去两年同期增长1.5%。而2019年8月底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7%的在华美企没有搬迁或者转移业务的计划。
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后多次表态，希望苹果将手机制造回归美国，但多年过去，苹果只在美国拥有一条笔记本生产线，还曾因为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缺货导致Mac Pro推迟上市数月。富士康赴美建厂建成一年多仍然闲置。这些都能说明，由于美国制造业存在一定程度的空心化，缺乏足够的供应链配套以及产能，制造业回归美国本身存在挑战。
小林告诉记者，企业在考虑搬迁时会全面衡量各方面的利益，如贴近市场、贴近客户、成本效益、产业配套、工人技术熟练度、人才资源、政府优惠政策等等，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制造业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因此大多数企业，出于一般的商业逻辑都不会愿意撤离中国。
“十几年来我们建立的供应链、客户以及面对的市场就在这里，好像就没有想过回去的问题，如果回去，可能就是去养老了。”小林笑言。
全球产业链为何离不开中国？
此次疫情让外界认识到，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和世界工厂，中国具备的强大的产业链优势。疫情之前，中国占据全球一半口罩产能，日本韩国虽然也有部分产能，但口罩上的鼻梁金属条基本上只有中国能制造，少了金属条，其他国家就无法生产出完整的口罩。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交通、能源、税收、人才、创新能力都已构成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给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带来综合成本的降低和竞争力的提升。
李明在从事加工制造业，他讲述了一个经历：某天下班前他接到同城重要客户的订单，量虽不大但要得急，要求第二天中午12点前将产品送到，但李明公司的供应商在广州东莞，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供应商，当天晚上10点左右向供应商发需求，供应商11点组织工人赶制，凌晨通过跨省物流次日上午便送到北京，11点已经送进客户公司。
“原来我们心里也没谱，但没想到真办到了，这样神奇的效率，可能只能在中国才能实现。”李明说。
如今，制造业的确存在向外转移的趋势，比如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土地、人力成本的上升，一些国外企业开始将工厂和产线转移至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
但李明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仍具有明显优势。比如完备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一国内部即可完成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等商业化的全部流程，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多见。
“一些企业会将少数产线迁往东南亚地区，但其供应链仍依附于中国。而整体供应链调整则耗时长、难度大、成本高，企业也缺乏足够动力，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承接之地。”李明说。
此外，熟练的技术工人、便捷的交通网络、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这些都在推动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的下降，也成为中国制造业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最明显的比较优势。特斯拉上海建厂，马斯克就曾表示，投产的成本要比美国低65%。
一位服装业人士向集微网透露，其曾考虑将产线转移东南亚某国，但去考察之后发现，光是员工培训就要下不少功夫，一些员工还要求每周有几天能够提前下班或不加班，理由竟然是看球赛，如果不能下班，员工提出能否在工厂产线上装几台电视。
“虽然那边人力成本更低，但管理成本将高出不少，除了产业工人专业化程度外，在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以及法律体系、税收制度等方面跟中国比还是有一定差距。”该人士表示。
中国拥有体量巨大的消费市场，去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同时，中国的内需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使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更多的资本和技术被中国市场吸引，也使得世界产业链中心正在进一步向中国市场转移。
更重要的是，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已有效控制住国内疫情，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相较之下成为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避风港。这体现出中国的治理能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也让更多投资者认识到把产业链布局在中国实际上更为安全。
一位行业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推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年初通过外商投资法；同时，高度重视和加强知识产权方面保护工作，完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中外企业创造更加公平、正义、高效的营商环境奠定基础，这些都为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奠定了有利条件。
“各国政府通过疫情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产业结构，在某些产业环节上会进行针对性的引导企业回迁或转移，但最终选择权还是在企业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地位并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发生根本性改变。”该人士表示。
高科技产业链将集聚中国
相比于服装、食品、零售等领域，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是否会存在撤离中国的担心？多位受访人士表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首先，中国半导体市场需求巨大。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半导体消费市场，2018年，中国的半导体消费占全球总量的41%。
美国的主要半导体公司在华业务都是其营收的重心所在。Skyworks在华营收占其收入的80%，高通、美光、博通、英伟达则在50%以上，德州仪器和英特尔等也在30%以上。此外，苹果、惠普全球最大的生产组装基地都在中国，在中国市场大量销售其产品。
根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统计，2018年美国公司出口到中国的集成电路产品价值超过800亿美元。美国超过50%的集成电路产品卖到中国，中国是美国半导体最大的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半导体协会等机构多次呼吁反对在半导体领域同中国“脱钩”的原因。影响了美国半导体企业的营收利益，就降低了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最终丧失的是美国在半导体行业创新中的领先地位，进而落后于中国。
3月份研究机构波士顿咨询发布的报告中也显示，如果美国继续遵守现行《实体名单》所规定的限制，则将失去8％半导体市场的全球份额和16％的收入。
其次，半导体行业是高度国际化的产业，需要全球分工体系的协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100%本土制造。
兼固资本执行董事程仁田表示，半导体有别于一般制造业，从芯片、制造、封测，到材料、设备，产业链绵长，每个环节都有技术含量的增值，而且投资巨大，经历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围绕在华外企建立其完善的配套体系，因此完全撤出并不现实。
在程仁田看来，完整的工业门类、完善的产业链配套、高效的政府、熟练的产业工人以及高素质的工程师群体是来华发展半导体产业的资源和优势。
“可能厂商出于供应链多元化的角度会将部分产线进行调整，或者是出于竞争力下降而被迫撤出，并由国内企业迅速补位，未来高科技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并不会改变。但从全球化的角度，形成多个完整产业链中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全球供应链都会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程仁田告诉集微网。
另一位行业人士指出，“撤离中国”不过是少数国家借疫情进行的政治化炒作。
“当今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虽然面临一定的外部压力，但作为国际化高度分工的行业，半导体产业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半导体的发展也不例外，离不开全球产业链的协同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应立足合作，融合发展，坚持走自主研发同国际协作相结合的健康发展之路，积极融入国际半导体的生态圈，实现合作共赢。同时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做好一些极端情况下的预案和准备。”该人士表示。
但同时，该人士也强调，疫情之后，各个国家都会对各自产业链有所反思，弥补和完善产业结构。中国制造业也应该有忧患意识，提升效率和创新能力，尤其不能借助全球疫情蔓延期间，在产品制造方面对国外客户坐地起价，或者以次充好，发“疫情财”。
“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控制，那将不仅毁掉多年来中国制造积累下的口碑，也真该担心外企撤离中国了。”该人士表示。
注：文中小林、李明均为化名。
（校对/范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