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已经走过了非洲和南亚，在贫瘠的社会土壤之下，数字技术的不均衡十分突出，科技和女性的关系，似乎只能像萤火一样在微光中相互映照。
但全球女性的境况也是千差万别的。比如以世界上最幸福的居住地而闻名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无论科技还是女性，都处于一个发展良好的环境之中，似乎是“乌托邦”般的存在。
·科技创新繁荣。
北欧地区的技术创新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拥有爱立信、沃尔沃、诺基亚（Nokia）、Skype、Opera、愤怒的小鸟Angry Birds等全球知名品牌。201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最有可能达到500亿美元估值的五家欧洲企业中，有四家是北欧公司，分别是音乐流媒体服务Spotify、电子发票公司Klarna以及游戏公司Supercell和Unity。值得一提的是，北欧地区人口只有2700万，所以人均GDP轻松碾压美德英日等国家。
·教育理念先进。
北欧社会的创新氛围，从儿童教育上就可见一斑。孩子们从小就被培养着不怕冒险和大胆思考的精神，大学也鼓励学生创业。这种持续激励人民生产力的教育方式，使得北欧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都广受赞誉，也为北欧国家输出了大量高技能、具备良好教育的科创劳动力。网络安全公司Yubico的首席执行官Stina Ehrensvärd认为，瑞典儿童在人生的每个教育阶都被鼓励的独立性，是该国创新的驱动力：“我注意到我的瑞典团队实际上比我的美国团队更具挑战性，因为他们常常会提问。”
（Yubico首席执行官Stina Ehrensvard）
·社会平等包容。
北欧地区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平等程度极高，既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同工同酬、公平的职业发展机会，人们很容易将同事视为盟友，而不是对手。“卷死你们”这种事在北欧很少发生，如果一位老师希望有一周休息时间，其他老师会联合起来接他的课。此外，北欧的性别差距，也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也是最小的，五个北欧国家都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144个国家中名列前茅，其中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的总理都是女性，瑞典议会中女性占比达到47%，这里也是全世界劳动力市场中男女比例差距最小的地区。
在这样高度幸福感的地区，女性是不是就能充分拥抱科技、展现创造力了？换句话说，北欧是不是女性与科技的终极模板呢？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按理说社会平等、科技发达，北欧女性的科技从业数量应该不低才对。但实际上，以瑞典为例，女性投身科技的比例反而极少。在IT和计算机领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员工是女性，工程与技术领域，只有四分之一的工程师是女性。
这也使我们开始好奇，在号称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方，女性与科技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乌托邦的月之暗面。
人均创新的科技，什么样？
今天全世界人可能压根没听说过北欧，但一定用过北欧的科技。世界上第一台移动蜂窝电话，就缘起于北欧。直到今天，北欧依然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一面旗帜，非常亮眼的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科技。
生命科学领域是北欧的传统优势。2005年，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占瑞典所有风险资本投资的近三分之一，此外，政府也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支持生物科技发展。丹麦尽管面积只有硅谷大小，却拥有八所大学、六所大学医院和14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研究人员在人均生物技术专利的数量上也领先于世界。在全球最大的生命科学计划之一EIT Health Scandinavia中，联合开发的89家初创公司，有14家都来自北欧地区，其中3家被选入COVID-19 Headstart重点计划。新冠疫情期间，挪威科技大学（NTNU）开发了一种新的Covid-19测试方法已在国际上使用。
（奥斯陆，挪威）
2.ICT信息与通信技术。
北欧国家，引领着整个欧洲的数字化进程。“因为没有4G只能看书”“信用卡成熟而抗拒移动支付”之类的新闻，很少出现在北欧。这里的数字基础设施明显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因此数字服务也十分发达。几乎所有的北欧银行都开始自己投资新的IT系统和数字商业模式，各种网上银行服务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使用。
截至2020年，丹麦和挪威是欧洲移动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约90%的人口使用移动设备浏览互联网，高于欧盟70%的网络平均使用率。超过80%的瑞典人口使用移动电子身份证。
从0G到5G，北欧是移动通信创新的核心地带，也一直对下一阶段的数字发展雄心勃勃。早在1876年，30岁的拉尔斯·马格努斯·爱立信（Lars Magnus Ericsson）在斯德哥尔摩市开了一家电话设备修理店，此后，爱立信、诺基亚等就引领了人类进入移动通讯时代。在5G阶段，北欧也在新标准指定、物联网解决方案、运营商网络等创新上做出了许多关键贡献。
3.绿色科技。
靠近北极圈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于新能源和绿色科技的重视是紧急而迫切的。近年来北欧国家都在积极努力，如何改变依靠石油资源的局面。
微软、谷歌等云厂商也都在北欧落地了数据中心，探索无碳排放的计算模式。微软瑞典总经理Hélène Barnekow说，微软的瑞典数据中心是世界上最可持续设计和运营的数据中心之一，是微软第一个使用Preem Evolution Diesel Plus运行备用发电机的地区，该燃料含有至少50%的可再生原材料。
挪威数字化部长Linda Hofstad Helleland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使用可能会使挪威的GDP增长翻一番，需要更多的数据中心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挪威政府也发布了可持续数据中心战略，在2019年和2020年期间投资了3亿美元（27亿挪威克朗）用于新的数据中心。
（右边的女性为挪威数字化部长Linda Hofstad Helleland）
4.网络服务。
坚实的数字基础设施，鼓励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为移动互联网铺平了道路，也让北欧诞生了大量初创企业。 比如在线游戏领域，芬兰游戏工作室Rovio打造的愤怒的小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手机游戏之一。除此之外，瑞典和芬兰的在线赌场（当地是合法的）也很受欢迎，拥有Digital Illusions等知名游戏开发商。2008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立的音乐流媒体Spotify，是该领域最大的品牌之一，覆盖了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其他如在线金融、信用支付、电子商务等，在北欧都很活跃。
（北欧电子商务2018，by PostNord）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没有刻意在北欧科技版图中提到女性能做哪些，这是因为深入北欧DNA的平等主义思想，是最早立法拆除女性从事职业障碍、规定性别配额的地区；加上北欧国家不像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极度崇尚自由市场，科技发展很大程度来自国家支持，芬兰商务部、挪威官方机构“创新挪威“等，都是当地初创企业的资金来源……这些都决定了，北欧女性的数字普及度极高，女性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男女就业比例均衡。所以，北欧科技领域出现女性身影，是正常且必然的。
除了前文提到的数字部门的女性领导者之外，冰岛最大的公司之一Isavia的数字发展总监也是女性，有专门扶持女性企业家的投资机构如Nordic Female Founders。
好了，北欧女性赢麻了，本文结束……
开个玩笑，实际上，尽管北欧科技在全球领先，女性境遇也很友好，但北欧女性却依然存在一个著名的悖论——Gender-Equality Paradoxin性别平等悖论。
性别平等悖论，是科技女性的终极诅咒吗？
2017年《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文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悖论》（The Gender-Equality Paradoxin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nd Math Education）提出，一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程度越高，女性选择数学和科学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小。
看似违反直觉的现象，真的存在。
密苏里大学的斯托特（Stoet）和大卫·吉里（David Geary）发现，大多数国家，女孩往往更擅长数学和科学。但在挪威和芬兰等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女性在STEM领域的大学毕业生中所占比例不到25%。反而是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女性在STEM学位持有者中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
（学习STEM的女性百分比的趋势）
其他机构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结论，根据Samordna opptak（NRK 2019）的数据，瑞典接受IT教育的女性比例从2008年的20%小幅增加到2014年的23.3%，丹麦学习信息技术的女性比例自2008年以来，一直停滞在27%左右。北欧地区的技术领域性别差距，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反而性别极不平等的中东地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女性STEM毕业生最多的国家之一。
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更富裕、更包容，女性有经济自由来追求自己的自然兴趣，这时候她们会更多地转向人文学科，有小孩的女性也因为有家庭友好时间与福利保障，更愿意选择低薪但灵活的工作。而那些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由于经济机会较少，相对高薪的STEM职业对女性更具吸引力，吸引她们主动选择。
既然不选择STEM工作，是北欧女性的自由选择，国家和社会急什么呢？
一方面，北欧科技产业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缺人。
到2030年，仅丹麦就将面临约19000名ICT专家的短缺。瑞典的情况似乎更加令人震惊，到2022年，该国将面临70000名具有IT或数字相关能力的人员缺口。IKT Norges 2017年的年度能力调查显示，有38%的挪威公司表示，他们有空缺的IT职位但招不到人。
选择学习STEM科目和从事科技职业的年轻女性比年轻男性更少，完全跟不上科技产业发展的速度。想要培育出更多国际型独角兽企业，填补人才缺口是最重要的，十分需要更多女性加入这个行业。
其次，作为将平等刻入DNA的社会，北欧十分担心随着数字化生活的全面普及，妇女和女孩不能作为有技术能力的公民参与这一进程，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平衡性。一位丹麦青年信息员还指出当女性没有参与到技术创造中时，可能导致最终产品中有明显的遗漏。“比如苹果公司有一个健康应用程序，当它推出时，没有一个功能可以让你跟踪你的月经情况。因为团队中没有任何女性，所以他们就忘了。”创新团队越是多元化，就越能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保持高水平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并确保技术能够适应更多人口的需求。
此外，随着技术行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高薪、有影响力的职位开始出现。在丹麦，到2025年需要6500名工程师和3500名科学学科毕业生，女性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未来在收入水平上会进一步拉大差距。
为了提升女性的科技参与度，各国政府也在加大力度。
2017年10月，瑞典政府通过了一项国家数字战略，希望在三个重点领域：“每个人的数字能力”“平等访问”和“研究和监测数字化的可能性”加大力度，成为数字化领先国家。挪威政府的政策文件Digital agenda for Norge，也将在整个学校系统中提供更多的编程和技术方面的教育机会。丹麦则推出了2016-2020年丹麦公共数字化战略（fællesoffentlige Digitaliseringsstrategi），作为丹麦公共数字化联合战略的延续，努力提供数字学习的相关资源和工具。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正因为已经足够幸福，要保持下去，女性反而要主动更进一步，积极拥抱科技。
选择的自由？还是隐形的劝退？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这句话用来形容北欧女性“不选择科技行业的自由”，倒也十分合适。
《The Gender Gap in Technology in Scandinavia Full report》报告中，分析了北欧女性为什么不选择STEM学科和科技工作，结果是，性别偏好的影响是很少的，真正导致选择差异的还是社会规训与外部支持。
影响因素之一，“女孩能做什么”的定型观念。
即使是在北欧，女孩们从小也会听到“你是一个女人，怎么能编程？”“女性很难理解软件的抽象层次，因为她们的智商一般都比较低”“女性更擅长人文，而男性更擅长理解抽象层次和逻辑推理”等观念，男孩在圣诞节收到STEM玩具的可能性比女孩高三倍。
从幼儿园开始，性别观念就开始被内化到孩子的认知当中。DEA（2019年）对丹麦10-11岁儿童的调查发现，到了初中阶段，许多女孩已经开始对STEM失去兴趣，并且恢复程度有限。
影响因素之二，教育者和家长的鼓励缺失。
一项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调研了荷兰小学的 91名教师和1822名高年级学生，发现当女教师对科学和技术教学表现出较少的热情时，女童的积极态度也会降低。父母的影响也同样， 对STEM感兴趣的年轻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有对STEM感兴趣的父母。
丹麦学习和IT专家Eva Fog在回忆她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电脑和互联网的第一次互动时说：“大概在十岁的时候，我对技术一见钟情，我的父母思想非常开放，但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可以使用技术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是孤独的。”
在北欧，只有26%的女孩父母认为孩子应该选择技术和IT相关的课程，70%的家长认为男孩比女孩对科技和IT更感兴趣。无法得到鼓励的正强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被动劝退”。
影响因素之三，学校STEM课程的设计不当。
纵然女孩愿意学、家长鼓励学、老师愿意教，但“怎么教”却成了问题。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已经推行了数字战略，将编程、计算机技能、信息技术和媒体等纳入到小学课程当中。瑞典的2019年1-7年级学生的教育时间计划中，小学生将有47小时分配给“技术”，初中增加到65小时，高中增加到88小时。
政策有了，但技术课程该如何进行，仍然有待探索。很多学校教授技术和科学等课程的方式，并不吸引女童，甚至很多男孩对此也感到无聊。
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现有的STEM课程将化学、数学、物理、信息技术等各自分开构建，但事实上这些科目知识是相互交织的，只有知道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并创造性地融合使用它们，而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们才有兴趣探索自己能用这些知识做什么。
（Girl Tech fest活动）
影响因素之四，社会团体的氛围支持。
在女性的求学和工作过程中，如果课外活动或成长环境中缺乏女性群体的氛围，也会让那些想要追求这些活动的女孩 感到非常孤独，并与同龄人格格不入。
“和群体不同”的恐惧，会降低女性选择技术类的信心与行动。尤其是女童和年轻女性，她们会产生“如果我这样做人们怎么看我？我的朋友对它感兴趣吗？如果没有那我就会成为异类，我就不想去做了”的想法。
因此，总是强调一个领域女性太少，还很可能适得其反。
无论求学还是工作，如果能有一些女性教育者、女性职场导师带路，会更吸引女性参与进去。
当然，影响北欧女性选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女性创业公司拿到的投资更少、职场骚扰与歧视等等长期不均衡而积累的问题，我们不过多赘述。事实上，一些研究也发现，从孩童时期开始培养女性对STEM的兴趣，是更有效、更长远的方法。
北欧女性，在秦香莲和花木兰之间
非洲、印度的女性，往往限于一种“秦香莲式”的形象中，代表着旧时代和弱者；而现代中国的女性，又处于一种“花木兰”式的境遇之中，要和男性一样成为英雄。
而北欧女性的选择，或许是第三条路。既不是弱者，因为社会福利和平等观念已经很完善；也不强逞英雄，更愿意选择人文、社会类学科和工作。
而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为各行各业和国家提供性别平等认证的组织EDGE，大约为近40个国家和近20个行业进行了认证，只有两个机构获得了最高级别的肯定，一个是宜家的瑞士分公司，另一个是SAP的中国分支机构。
是的，与北欧比肩的，是一家中国分公司。
目前，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的主流看法是，中国以强有力的方式保护并支持了女性解放，推动着男女平等的实现，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十分先进的。
这也让中国女性开始扮演“花木兰”的角色。可以看到，当下很多中国女性科技从业者，必须承担起两个“全职工作”，既需要投身科技创新创造，也需要完成婚姻、家庭赋予的“母职”。
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涉渡之舟》中提到，“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口号，让当代女性面临双重生存压力。
看起来，中国女性科技从业者似乎没有花木兰那样，“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后路”。
但北欧的“性别平等悖论”，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看似自由的选择未必是真正自由的，也可能指向逃避。
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性别最平等的国家，北欧女性遭遇亲密伴侣暴力（IPV）的比率反而不成比例地高，伴侣对女性实施暴力行为的平均发生率，丹麦为32%，芬兰为30%，瑞典为28%，而欧洲平均水平只有为22%。《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称之为“北欧悖论”，而原因之一，或许来自女性选择在家或低薪工作的矛盾。（施暴者肯定是错的，咱们只讨论怎样控制风险。）
有时候，女性其实需要一种压力、一种力量，推动她们去拥抱科技、拥抱未来。这不仅是为了国家或产业的进步创新，也是为了自我走上更高远的台阶。
北欧已经在女性与科技的关系上，展现出了至少两种“悖论”。或许有生之年，我们都不会看到一个完美的世界。那么在此之前，至少在科技领域，不妨愿天下多一点花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