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以来的一波疫情，让很多企业和消费者亲身感受到了供应链网络的脆弱和重要。不少朋友即使身不在疫区，也出于运输延误和成本上升的考量，开始主动囤积生活物资。
而不得不依赖全球化分工体系的中国科技行业，其实早已在恐惧中生活了数年之久。
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电子硬件厂商，这些科技软硬件产品与服务，都离不开精密复杂的电子元器件，而它们的分工往往极为精细。以芯片为例，从架构设计、制造加工、封装测试、成品整合，就涉及全球各地成百上千家企业的参与。其中任意一个出现意外事件，都会很快传导到整个电子产品供应链。
仅仅过去数年，中国科技企业就不得不陪着全球供应链一起“仰卧起坐”——
2018的贸易争端：随着美国对中国大陆科技企业制裁的开始，很多中国半导体企业、硬件厂商的订单流失，被迫躺平，全球芯片短缺拉开序幕；
2020的疫情冲击：疫情持续导致的封锁和限制阻碍了科技相关产品的生产和运输，比如去年越南的疫情反复，半导体行业经历了严重的中断，直接影响了中国汽车厂商和电子行业；
2021的自然灾害：美国的暴雪袭击、日本的地震事件、台湾地区的供水不足等等自然灾害，加剧了芯片短缺，行业发展仍然举步维艰；
2022的俄乌战争：全球供应链还没有从疫情影响中恢复过来，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让局面变得更加危险，从原材料到交通运力的停摆，成为中国科技企业在供应链方面的最大风险。
科技行业是典型的全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在复杂的供应链困境中，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减少反复“仰卧起坐”的风险，将是接下来中国科技的必修课。
全球供应链的涟漪效应，如何影响中国科技？
全球供应链背后，是一个连接了研发、生产、制造、金融、服务、消费等环环相扣的科技产业价值链。
《今天到达》（Arriving Today）一书研究了全球供应链，一家越南工厂生产了一个USB充电器，将其运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家庭。这段旅程横跨了14，000英里和12个时区，涉及轮船、集装箱、卡车、仓库、机器人和工人的复杂网络。
而俄乌战争等意外事件，如同一次次地震，所引发的冲击波正在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中掀起涟漪，不断传导到中国科技行业。
一开始，是原材料紧缺。
此前，受疫情影响，许多用于芯片制造的原材料，如硅片、化学品、特殊气体等，就已经出现了供应不稳定的情况。虽然依靠库存还可以维持生产，但俄乌战争则进一步恶化了原材料供应。要知道，俄乌是半导体芯片的关键资源——钯、镍和氖气的主要产地。其中，俄罗斯是镍的重要出口国，钯供应量也占到全球的 40%，而乌克兰提供了全球 70% 的氖气。战争的恶化、制裁的加剧，直接导致这些原料运不出来，市场价格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中国对以芯片半导体为核心的电子器件等进口总额接近80%，大量电子、半导体、计算机通信等领域的企业，生产都受到干扰。
紧接着，是元器件紧缺。
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往往依赖空运，俄乌冲突、疫情封锁和区域自然灾害等，直接导致运力不足，或者不得不用更长的替代航线，从而导致了更高的燃油成本、更长的运输时间成本。这也导致一些重要的电子元器件和半成品供应受阻，芯片、元器件的交货时间延长。
前不久国内最大的汽车线束供应商安波福，位于上海的多个生产基地就受到影响。为苹果笔记本电脑生产背光键盘导光板的供应商茂林光电，目前也已经停工。
这些电子部件供应商停摆，对上下游企业都有不小的影响。
接下来，是电子产品的减产。
今天，无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低科技产品，基本都需要各种芯片半导体作为关键零部件。既然芯片等电子部件无法及时供应，那么许多电子产品厂商被迫减产、提价也就不可避免了。
其中，中国作为智能手机和IoT的制造重镇，目前各大品牌厂商如联想、宏碁、华硕等，都传出消息，开始不同程度下调年度出货目标。苹果也进一步削减了2022年的 iPhone 订单量，直接影响中国代工厂富士康、和硕等的营收。而其他家用电器、智能消费产品也因供应链短缺而承压。
汽车企业也不得不放慢节奏，小鹏汽车、理想汽车宣布新品延期发布，交货周期也有所延缓。特斯拉暂停了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上汽大众、长城汽车、一汽集团等也受到波及，纷纷减产或停产。根据乘联会的测算，多地疫情预计会给汽车行业的生产带来20%的减产损失。
华为、小鹏汽车等在内的企业管理者近期也在社交媒体发声，呼吁关注科技/工业产业的“停产风险”。
供给不足，无货可卖，可以想象接下来中国科技企业的业绩表现了。
再发展下去，将是行业环境的恶化。
首先，高科技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刚需，无论是视频网站、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还是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硬件产品，都依赖电子元器件带来的智能，一台汽车的半导体器件也能有三四百个。
这意味着，电子产品会承担越来越高的供应链成本，最终会传导到消费者身上，大家不得不为更高的会员费、硬件价格买单。而如果消费者拒绝为不断上涨的产品付费，市场增长疲软，企业的发展也会放缓。
其次，科技行业是资本密集型，一台顶级光刻机的售价就达到1亿美元，因此，企业往往会通过二级资本市场、政府基金或客户的供应链金融等渠道，来维持经营。
而供应链成本上涨导致的消费需求疲软、生产恢复速度不达预期，都会直接影响投资人及客户的信心。根据Crunchbase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半导体初创公司只筹集了大约2.37亿美元，是三年来的最低点。前不久锂电、光伏、芯片赛道也因为A股大跌而登上了热搜。
没有来自金融市场的输血，中国科技企业的现金流也将承压，渡过难关的挑战增大。
此外，供应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催生产业转移。
许多跨国企业都开始推行采购多元化，更关注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希望减少对中国企业的依赖。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下降，会让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中国高端制造遭遇冲击。
比如前不久，生产服务器、智能设备的英业达上海厂区，就将停工期间的订单交由位于捷克、墨西哥的工厂出货。美国、日本、欧洲等都开始将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战略物资，推进本土化生产，日本半导体企业罗姆(ROHM)和液晶面板企业日本显示器(JDI)，就将原本放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工序迁回国内。英特尔、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商也在努力扩大其在美国的生产。
而中国集成电路、高科技制造、消费电子等相关企业吸纳了大量高精尖员工，承担着科技自立和市场供应的双重责任，一旦发展受阻，极大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及科技突破造成连锁打击。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5nm晶圆厂）
而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出全球供应链何时恢复。
贝恩公司全球供应链业务负责人Joe Terino甚至认为，俄乌战争造成的供应链失衡可能是永久性的，全球供应链问题将在得到改善之前继续恶化。
接下来，国家、企业和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要为供应链失衡而承受痛苦。
效率惊人的全球供应链，是如何崩溃的？
如果你认为，全球供应链的失衡是短暂的，等到战争结束、疫情可控就会恢复如初，那么，你可能过于乐观。
一个事物完美得不像真的，那它一定不是真的——曾几何时，一个遍布全球、可靠安全低成本的供应链，是现代商业的奇迹，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全球流通的效率。但它的弱点，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所认识到。
比如，极度的不稳定。
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风吹草动，整个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被迫停止。
事实上，这种反思与调整早在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正如《全球供应链生态系统》（Global Supply Chain Ecosystems）一书的作者马克·米勒（Mark Millar）所说，这些都是过度全球化的现代供应链棺材上的一颗钉子。
既然疫情、战争、自然灾害等事件都只是全球供应链问题的催化剂，那么全球供应链重组，自然也不会因这些因素的终止而停下。
按照“价值-成本-风险”（ value-cost-risk）模型不难看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其实早有征兆。
第一，建立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上的贸易增长减缓，供应链价值下降。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整体经济增长下降，贸易占全球GDP的百分比从2008年61%的峰值，一直回落，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随之结束，全球供应链所承载的价值开始下降。
第二，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供应链成本上升。
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陷入停滞，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地缘政治加剧了区域化趋势，美中正走在持续对抗的道路上，英国脱欧和制裁贸易战等行动，欧盟也明确表示要深化单一市场、促进内需，这些都在不断让世界经济走向孤立。
因此，很多企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全球采购策略，全球供应链成本持续上升。
第三，数字化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手段，供应链风险增加。
在面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全球挑战时，数字化工具和手段被视作重要工具，线上授课、电商购物、网络娱乐、数字设备等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刚需，各个国家也将数字化战略作为提振经济的核心手段之一，因此，全球科技供应链的规模变得空前庞大，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脆弱性，也让不确定的风险被前所未有地放大。
台风、洪水、高温、战争、疫情、罢工……任何一个单点故障都可能让全球供应链遭遇打击。
供应链的长期调整刚刚开始，中国科技行业应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挑战呢？
从至暗时刻走向黎明，中国科技企业如何自救？
如果这场危机应该留下什么教训，那么尽快建立一个更智能、更强大和更多元化的供应链，就是中国科技企业从暗夜走向黎明的前提条件。
长期战略上，一个面向未来的供应链，需要具备三重特征。
1.价值value层面：以用户为中心，专注于满足客户价值，更有效地预测市场的产品需求，通过精益的供应链管理，比如将产品放在更接近目标客户的配送中心，实现更快的交付时间、能够推出更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
2.成本cost层面：采用“算总账”的成本模式来维持竞争力，必要时放弃低成本国家（LCC） 而选择最佳成本国家 (BCC)，综合考虑熟练劳动力、营商环境、关税、运费和分销成本等，投资物联网、智能传感器、自动化设施，这些都将从整体上提高成本效益。
3.风险risk层面：提升供应链的可视化、标准化、灵活性，尤其是在引入远程办公之后，供应链管理能够更好地引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评估原材料到成品运输每个环节的风险，保证业务稳定。国内某智能消费电子的龙头企业，就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了提前24小时精准预测货物到港信息，自动生成检验报告以及闭环联动管理，减少来料检验的时间，“保链”的同时降本增效。
多元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供应链升级，确实可以使中国科技企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获益。但相比遥远的黎明，近在眼前的断供危机才是最迫切的至暗时刻。
缓解当下的危局，仅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一方面，企业必须快速调整、立即行动，来重新启动业务并恢复生产，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建立安全库存，囤货、囤货，还是囤货，供应链恢复正常之前，对企业对关键的是库存。跨境流动的长期停止，或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等还将持续，将是对供应链和运营能力的考验，必须储备额外的库存以防止中断。
加强供应商管理，充满挑战的环境下需要更多的沟通和持续性跟进，在供应商的财务或运营出现困境迹象（如延迟、缺货、更改付款条件、不追求利润）时及时反应，以防止供应中断。同时避免“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过度依赖某一家供应商。
另外，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优势，通过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和产业升级趋势，能够快速为科技产业纾困，确保区域经济的顺畅稳定。
在成本控制上，互联网企业需要自建服务器或数据中心，或者使用云服务商的产品，一旦买不到设备或资源限制都会增加成本和风险，是中小科技企业的不可承受之重。通过计算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以东数西算的形式，在算力成本更低的西部地区，输送给需求旺盛的地区和产业集群，能够有效降低科技企业的计算成本，加速产业发展。
在风险控制上，重视专精特新等上游尖端企业的供应链保障，避免在最薄弱的环节被供应链“卡脖子”。目前在政策层面，在信息技术、基础软硬件、高端制造等领域已经开展了“补链、强链”专项行动，一些国产化产品如5G芯片已经能够在被遏制的情况下避免断供。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产业链补短板是无法一蹴而就的。目前在供应链上做到自主替代的高科技门类还比较少，在推动科技自立、减轻依赖性的同时，也必须支持与国际供应链的“有限合作”，在重点领域、重点品类上合作，让成长中的中国科技企业能够维持可持续经营。
更直接一点的就是金融输血，为供应链上下游的科技企业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和成本相对较低的金融服务，帮助陷入困境的科技企业渡过难关。
在动荡的环境下重新启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闲置的生产线重新开放，人才重新寻找雇主，企业重新打造产品、开拓市场，一切都需要时间。
不确定之中唯一的确定，就是未来的供应链会与今天截然不同。而这场危机也给了中国科技一个思考和重建的契机，为抵御未来的冲击做好准备。有一天，不用再跟着全球供应链一起仰卧起坐，也依旧能在全球市场中蓬勃发展。
就像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曾经写道：“一旦一个人找到了自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