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脑极体围绕“女性科技”探讨了不少话题，结合一些反馈，以及网络中讨论性别议题时的现象，我们发现了几种现实情况：
1.达成不了“共识意见”。
女性主义流派众多，不仅男女之间大多理念不同，女性群体内部的视角与主张也是千差万别的，女高管和流水线女工对于女性地位的感受不同，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所遭遇的性别歧视也不一样，关注焦点、出发点都不一样，谁也无法说服谁，最终变成无意义的观点论战。
2.解释不了“新兴问题。”
女性技术哲学的重要思想都是在上世纪奠定的，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让很多技术如脑机接口、无性繁殖、基因编辑等从幻想落进现实，这些新技术、技术的新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无法再用传统理论去解释。举个例子，今年苹果iOS系统增加了“怀孕的男人”emoji表情包，“男妈妈”这一生物技术正在成为现实，究竟是将女性从生育之苦中解放出来的福音，还是削弱了女性在性别关系中的地位呢？现有的技术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似乎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3.回应不了“中国问题”。
网上有一种“薛定谔的平等”，某些问题如职场年龄歧视、防范性骚扰等方面国外形成了更完备的制度，而某些问题如堕胎权、“冠夫姓”等，中国女性的境遇至少在法律层面是更进步的。所以，如果忽略不同文化“母本”的差异，是无法准确地解释中国科技的发展及中国女性的境况。
上述挑战，反映了当下女性境况之复杂、女性议题之挑战。诚实地说，我们此前的一些讨论和视角也未能免于狭隘。在更新自身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更聚焦、更易于理清思路的角度，来继续女性与科技的故事。
我曾在中学课文中读过一篇《核舟记》，在小小的果核上雕刻出各类事物、各具情态，这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人的神技。我们也尝试以一些具体的技术为核，雕刻可能改变女性未来命运的科技之舟，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恰逢最近美国推翻了在堕胎权问题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孕育”作为男女生物性的差异，应该不存在争议。所以本系列的第一篇，我们就从生育技术说起，去看看生物科技革命曾走过的历史，给女性带来的变化，在未来又将打开怎样的进路。
摆脱生育之苦的技术有哪些？
弗洛伊德有句名言：生物性即命运。他认为，人生是“自然世界”的选择。这种“自然决定论”，通过生物学上的差异来区别对待男女，在历史上已经多次受到过女性主义者的批判。但想必大家发现了，尽管如今也出现了一些“跨性别者”，性器官的不同依然对男女的人生带来较强的影响，尤其是生育给女性造成的死亡威胁和“母职惩罚”，都是现实存在的困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之后，约一半的州禁止堕胎，引发了大量的反对意见和人权组织的关注，核心原因就是会让一些女性的生殖健康面临巨大风险，提高孕产妇的死亡率。
生物性的母亲身份，不分阶级、种族，对于女性来说都影响深远。而生育技术，就是那个改变女性命运的科技之核。
介入生育的技术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少怀孕技术Less Pregnancy ，另一种不怀孕技术No Pregnancy。前者的目的是减少意外生育，又细分为：避孕技术、流产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后者则更进一步，希望通过“人造子宫”、无性繁殖技术等，改变女性“生育机器”的命运。
这些技术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每一次生育技术革命，背后都是一系列综合科技进步的结果。
一来，材料化学的进步，扩展了工具的能力。
在早期原始社会中，绝大多数避孕技术并不是基于科学的，比如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滑胎神器“麝香”，古代欧洲还流行过佩戴似黄鼠狼的睾丸等护身符避孕。而一些可能有用的技术则很粗糙，比如由皮革、麻布、羊肠等制成的避孕套，效果也并不理想。
真正极大改变女性命运的避孕技术革命，靠的正是材料的进步，十九世纪查尔斯·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发明了一种“硫化”工艺，使天然橡胶更耐用，不会像以前那样开裂，不仅彻底改变了轮胎、运动鞋等用品，也开创了避孕技术的新时代。1839年，橡胶被用于制造高质量的避孕套，失败率可以下降到2%，让女性拥有了怀孕与否的选择权。
（早期的避孕套）
另一个提高生育安全性的工具，是内窥镜。各国古代就有通过外力击打女性腹部来导致胎儿流产的手段，如“捣衣杵舂其腰”，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胎产书》，则记录了通过针刺让孩子死于腹中的记录。这些方式无疑都是很不安全的。1853年，法国医生开发了一种用于检查尿路和膀胱的仪器，从此内窥镜开始被用于腹腔、胃镜等医疗检查，直到1937年，腹腔镜才开始被用于妇科检查，诊断异位妊娠的情况，大大改善了流产手术的安全性。
二来，生物科学的发展，丰富了对于生育的认知。
直到20世纪中期，科学家们才普遍承认，人类的生命始于输卵管中精子受精的那一刻。随着对生育活动有了更深的理解，加上当时女性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工作，不停生育变得不切实际，于是人们开始渴望一种能够有效预防意外怀孕的药物。最终医学博士约翰·洛克（John Rock）在1950年代制造出一种高剂量黄体酮的合成药物，经过临床试验和官方审批之后，终于开创了可靠避孕的新时代。
有研究显示，避孕药推广之后，女性的整体学历得到了明显提高，为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1970年至1990年期间，医学和法律等职业的女性比例就增加了30%左右。
（第一种避孕药）
和避孕药同时出现的，还有流产药物。1982年《纽约时报》报道了一种新的避孕药RU-486米非司酮，通过中断黄体酮信号，让身体认为不适合继续怀孕了。总的来说，药物流产相比于手术，更能够保护女性的隐私、减少器质性伤害。同时也因为其操作的隐蔽性，增加了医疗意外的危险。
当然，避孕也罢，流产也罢，都必然会对女性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有没有一种可能，彻底改变生育与女性的关系呢？人造子宫+无性繁殖，为人类提供了自然生育之外的一条道路。
2002年2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成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人造子宫内膜，并在一个“人造子宫”里培育了人的胚胎，这被视作“克隆人”技术之后的又一颗生物学“炸弹”，它意味着生育可以脱离女性的身体而单独完成。
上述实验在几天之后被叫停，但科学的脚步并没有终止，一直沿着更长时间、更健康的路线不断“发育”着。近期较为重磅的进展，是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团队，首次用人造子宫将一个小鼠胚胎培养了6天，达到小鼠整个妊娠期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人类的胎儿阶段。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生殖科学家大胆预言功能齐全、可全程孕育胚胎的人造子宫有望在未来10年内诞生。
人造子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男性妈妈”，在男性的腹腔中制出一个“人造子宫”，再将受精卵植入其中，最后通过剖宫产顺利取出婴儿，尽管目前技术还很不成熟，但理论上是可行的。
而人造子宫的出现，也被认为是男女最终有机会实现生物学平等的关键，性器官差异彻底变得无关紧要，是“伟大的生物和社会均衡器”。不仅女性可能摆脱生育之苦，男性也可以不依靠女性生孩子。同性伴侣、跨性别者、被迫代孕者，都可能从这一技术中受益。
不仅一些女性主义者如哲学家费尔斯通，赞成通过人造子宫来解放女性，特斯拉创始人兼 CEO 埃隆·马斯克、“以太坊”联合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等男性科技人士也曾在公开场合认可这一技术。
可以发现，没有多种技术的进步，就没有女性从生育困境中的一步步解放。这至少说明了两点：
1.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本质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这其中必然包含对生物性的改造，因此男女的生物差异也必然会随着技术进步而消解，这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势所趋。
2.当下探讨性别议题，多停留在对政治文明、社会文化、制度规范法律的探讨和补足，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也是缓慢的，还可能出现美国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这样的大倒退，却常常忽略了科技这一重要手段。而这或许才是最关键的手段。如果生物性是命运，那技术将改变命运。
女性化的技术，男性化的医疗
毫无疑问，生育技术是一种“女性化”属性明显的技术，它的核心是围绕女性孕产而产生的，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女性与生育技术也出现了两种情况：
1.生育技术给女性造成了新的伤害。节育环、避孕药、流产手术等，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也给女性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和副作用。以避孕药为例，其副作用就包括了恶心、头晕、呕吐等情况；由于医疗资源的欠缺，相关知识的普及度不高，已经怀孕的女性也容易因为流产技术使用不当而危及生命。此外，现代生育技术在一些落后地区，可能成为“选择性生育“的工具，给孕育女婴的女性带来精神压力。
2.生育科技的研发依然由男性主导。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生育技术创新，都是由男性发明的。STEM学科和工作中，女性的比例都大大低于男性，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职业标准，这使得进入医疗领域的女性不仅要付出更多努力来学习生育技术，有时候还必须去除掉女性特质以“融入”群体，转变成男性化的“女医生”。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认为男性在生育技术上的专业性更强；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具有男性化特征的医疗技术继续应用，无法得到纠正。比如妇科检查时一些侵入性工具的使用，由男医生来操作令很多女性感到尴尬，目前一些具备人文关怀的医院，为了让女患者更容易接受，会规定男医生诊疗时必须同时有一名女性医务人员在场进行辅助或陪伴。
如前所说，技术可以改变命运，而想要改变女性的生育命运，需要的是女性本位、人性本位的技术。这也引出了生育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其一，是支持并推动女性科学家、研究者、医生的求学就业，改变生育技术系统中深度嵌入的男性化特征。
其二，是增加女童、基层女性、落后地区女性的性教育。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女性，无法及时得到避孕等现代生育知识和技术，从而陷入生育致贫的境况。肯尼亚就在其2019-2020年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建立县级预防青少年怀孕多机构小组。
其三，是通过数字技术来提高生育技术的创新效率、可及性、使用率。目前，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推动医疗、制药、生物实验、基因工程等领域变得更加安全、精准、普惠。我们曾采访过一个案例，尼日利亚的生命银行（Lifebank）通过实时高速网络，解决血液运输和分配的效率挑战，及时将血液等医疗必需品送到医院，成功挽救了许多分娩中大出血的产妇。而它的创办者正是一位女性和母亲，名叫特米·吉娃·托布森。目前，全球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都处于高速增长期，未来“数字+生育”将不仅仅是科学家的舞台，也将吸引更多女性以各种角色、丰富多元的能力加入进来，催生更多生育技术革新，或许将是“girls help girls”的一种硬核打开方式吧。
当然，生物科技革命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
新生育技术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始终面临着伦理的拷问。事实上，就连避孕套的推广，都经历了一段与美国政府和宗教人士的博弈，在避孕套发明的20年后，美国《康斯托克法案》中还将色情制品、人工避孕和所有淫秽材料定为非法。而人造子宫、基因编辑、试管婴儿……这些“逆自然”的生育技术，当下在西方同样被认为是挑战神的存在，也必然要经历文化、政治、法律等一系列地考量，最终选择性地进入现实。
另外，生育被认为是女性的价值之一，如果女性不再是唯一能够生育的人，那么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也引发了很多女性主义者的关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提出，人造子宫技术将导致女性的死亡，如果她们放弃生殖能力，可能会面临暴力。
性别议题可以收敛为技术问题，技术本身也承载着复杂的社会要素，这也是女性科技值得关注的地方。
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科技革命的内核不会更改，而女性与生育的更多可能性，正在其中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