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升级对华经济、科技、产业方面的脱钩，以期打造排除中国企业在外的新的供应链体系。然而，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新环境中磨炼摔打，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发展提供了信心与底气。特别是中国ICT产业，在数字变革助力下，不断在技术、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更新迭代，已经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ICT企业开启出海“加速度”，把优秀的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模式带到了世界舞台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不仅仅是政府的策略与号召，而是中国ICT企业的实际行动。
克服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并非被动，而是主动融入国际产业链当中，成为中国ICT企业谋求新的转型升级的机遇的重要策略。针对这一新的发展趋势，集微网推出“中国ICT出海新趋势”系列报道，从模式、经验、政策、投资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本轮中国ICT企业“出海”进行报道。
集微网报道（文/武守哲）2023年，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存量”和“增量”叠加的一年。在海内外ICT产业总体上处于筑底阶段之时，跨大洲、跨区域的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和健康都遭遇到了更多挑战。
总体来看，今年以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为首的拜登执政集团发起的所谓对华“脱钩”、“去风险”的对抗性思维并未松动，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日韩和欧盟的区域性本位主义的抬头，对中国ICT企业今年出海战略提出了更多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管理合规之外的多维度难题。本文以多位国外半导体分析师的采访为视角，归纳整理中国ICT产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新形势，并分析他们眼中的中国ICT企业未来海外业务的演进方向和应对之策。
东南亚与印度：本土化“自产自销”模式遭遇挑战
前文中提及的贸易保护以及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存量”，指的是过去几年来，尤其是2018-2022年以来美国通过一系列“实体清单”模式，已经确立了一套对华“卡脖子”的方法论，主要关涉的赛道是和尖端芯片工艺相关的设备材料进出口管制、高算力AI等领域；而“增量”在于美国一方面利用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对其盟友施加供应链重组压力（如Chip4联盟），即在地化岸上制造（on-shore）体系出现回流，以印度为例，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总监Tarun Pathak在接受“集微访谈”栏目采访时提到一组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去年，整个印度市场超过98%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是‘印度制造’，而在8年前，即在本届印度政府上台之前，这个数字为19%。”2023年，东南亚和印度继续承接了一部分消费类电子制造的产能转移，可以说，这是中国智能手机、穿戴类等消费电子元器件供应商所必须面临的新的常态化局面。
Tarun Pathak曾受邀参加爱集微主办的首届“2023全球半导体产业策略峰会”
2018年之前，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电子制造产业，经常被业界形容为中国原来的“来料加工，两头在外”的翻版，受限于这些国家的内需不足和外汇需求问题，加工费的低利润和出口创汇是印度PC、手机等制造环节处在低端价值链的表征，不过从2018年以来，印度等地的本地组装附加值已经明显得到了提高。
随着iPhone15订单在印度的不断增加，高端品牌手机内需的逐渐下沉，让印度、越南（主要为苹果和三星）等地的手机组装厂整体在价值链体系中不断攀升。以印度为例，在全球智能手机需求萎靡的低谷期，印度手机在出货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2022年下跌3%——销售额反而暴涨34%，就可以具体而微地说明这个问题。
近日，Counterpoint Research常驻印度的高级分析师Akshara Bassi在“集微访谈”中谈到了小米、vivo、一加、联想等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面临着一些战略决策层面的新问题。她谈到，最近印度政府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上越来越偏重电子产品的出口补贴，一方面是出于国内整体ICT战略的需求，一方面的因素则是面临着和越南、马来西亚等同等产业链生态位的“内卷”压力，这让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本土“自产自销”模式遭遇挑战：“印度政府希望中国品牌更多参与出口导向战略，向印度邻国如孟加拉国等出口更多低端手机。这种出口导向战略意图为本土产业升级腾出更多空间，也希望中国手机品牌厂商给印度ICT高端化方向贡献更多出口利润。”
Counterpoint Research高级分析师Akshara Bassi
Akshara Bassi的分析，和前不久Jay Goldberg在接受“集微访谈”采访时谈到的苹果供应链转移问题的分析不谋而合。他指出，苹果在未来几年转移供应链的态势已经比较明显，但苹果在中国之外的国家最难找到替代品的不是建厂本身，而是中国制造业标准化、流程化体系能力。但中国制造业标准化、流程化体系又在印度遭遇双重挑战，一个是本土化的法律法规，另一个则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出口导向压力，这让小米等在2014年既定的“生于本土，服务本土”的战略计划遇到一些之前所未预料到的障碍。
Tarun Pathak还谈到，泰米尔纳德邦等印度ICT产业高地的邦内政策调整，往往早于印度联邦政府的国家战略而率先出台，因此中国ICT企业出海南亚，需密切关注次一级本地政府的产业动向。
无可置疑的是，无论印度还是越南，所谓在华“承接供应链转移”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满足制造业要求的效率方面，这些ICT产业新兴地区与东亚国家在配套企业、基础设施、政府效能、监管环境、市场对接、工作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关税、数据安全、外汇管理都理由都可能成为“矿井中的金丝雀”，是中企出海的黑天鹅一类的不稳定因素。
出海欧洲的“合”与“分”
近年来中国汽车行业的崛起，已经在欧美等市场刮起了一股旋风。由于我国新能源车企生产技术与辅助驾驶技术不断升级创新，产品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进程已经进入快车道，各路品牌纷纷开始了全球销售和市场扩张，推动了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但相比于消费类电子企业和通信设备产品的海外布局，业界普遍认为，中国车企，尤其是家庭乘用车方面深入欧洲和日本等传统汽车制造的“红海之地”，尚在初级探索的1.0时代。德勤在今年6月份发布的《中国车企出海报告》中指出，中国新能源整车的生产成本平均比欧洲低约1万欧元/台，具有压倒性的成本优势。但这种成本优势，助长了欧洲本土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最典型的案例则是9月中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仍旧宣布欧盟委员会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声称以此保护自身免受受益于国家补贴的中国电动车生产商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的行动逻辑显然是无法自洽的。在今年6月份第七届集微半导体峰会的主论坛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阎学通就明确指出，美国和欧洲现在已经学会了“师华长技以制华”，一方面通过反垄断、反补贴的舆论加强供应链管控，一方面却不断加大自身对半导体、汽车产业的补贴力度增强市场竞争。
欧洲政策中心（EPC）欧洲政治经济项目政策分析师Philipp Lausberg在接受“集微访谈”采访时特别指出，中国车企的欧洲出海战略，除了关注欧洲头面政客的言论风向之外，还应该吃透背后的行动逻辑，他强调欧盟官员指责中国搞“逐底竞争”，是因为欧洲老派的市场环境已经和新兴ICT产业发展形成了落差，相关政策因为欧盟各国的政治权益“散装化”和利益离团的分裂无法和产业配套：“欧洲经济的竞争力原本是希望通过市场而不是产业政策来主导。因为根据通行的法律，欧盟各成员国有债务上限为60%，财政赤字不得超过3%。这使得这些成员国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实际上，基本上法律客观上让成员国会或多或少禁止产业政策。而且欧盟还有非常严格的竞争法，在成员国层面上，法律基础设施不利于产业政策。而在欧盟层面并没有制定任何东西来填补成员国缺失的产业政策。因此，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大型的欧洲基金用于投资事项。”
欧洲政策中心（EPC）欧洲政治经济项目政策分析师Philipp Lausberg
既然欧洲共同的ICT产业利益难以被整合和优化，那么欧盟反制所谓的中国汽车企业的反补贴政策也是分裂的，不统一的。在欧盟内部，法国政府不断撺掇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挥动“贸易大棒”，而以传统汽车强国德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则极力反对任何这样的惩罚性举措，认为任何贸易战都会带来巨大损失。那么，为何法德这两个欧盟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感如此明显？
Philipp Lausberg指出：“看看德国经济在面对高能源价格方面的冲击下有多糟糕。也许现在这样做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欧盟像是一个由各个成员国组成的集合体。如果你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某些事项，一旦危机来临，各成员国就会有不同的利益，进而很难取得进展，这就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认为每个国家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问题在于它会导致不确定性或者让有些国家产生自己供应链会被因欧洲芯片法案切断的预期。”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工学教授Andreas Boes在爱集微邮件采访中的某些观点，某种程度上契合了Lausberg所指出的“欧盟ICT政策步调散乱”这一弊病，对中国车企在欧洲尤其是西欧的战略，他给出两条主要的建议。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工学教授Andreas Boes
首先，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应该建立以德、法两条规则主线的规则认知体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法系车在华利益和德系车在华已经完全处在不同生态位的量级之上；其次，除了“top-down”范导性理念指引下的企业合规经营之外，还要有“bottom-up”的方式，即关注和参与欧洲高校人才培育体系和当地社区文化建设，可以加速推动中国车企的本土化多维演进战略。
结语
众多海外分析师在观察中国ICT产业出海时，很多人都指出了欧美“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产业政策逼迫中企必须要完成单纯“卖产品”，到卖“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过渡，而无形的服务性、高附加值产业更加考验企业合规经营的能力：东南亚和南亚的市场准入门槛低，但政策不确定性更多，给中国ICT企业共建产业和法律生态打开了一扇窗；欧洲市场准入门槛高，标准化体系的建设已经成熟，但碎片化的利益群体也给了中企很多合纵连横的机会。
“善战者，求之与势，不责于人”。从“出海”，到“入海”再到“游海”，中国的ICT企业正处在择地而任势的机遇期。（校对/杜莎）
